​  作者 孙若风(武汉大学博导、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兰州大学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  人设,是个人面向社会的公共形象,是根据拥有者意愿所呈现的人格化符号。互联网平台,为普罗大众面向社会发言和展示个性创造了机会,也激发了进一步参与的需求和能力,人设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大众化、社会性现象。虚拟人正在纷至沓来,作为人的替身进入生产生活空间,相关软件开始为普通人提供定制,构建怎样的人设,不仅是虚拟人的形象之问,更是灵魂之问。当前的虚拟人,很多是代表行业、企业、地区的集体形象,因为是以“人”的身份出现,同样有人设的问题。有关人设研究的滞后,尤其是虚拟人的人设意识和理论“缺位”,长此以往,会是文化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系统性疏漏吧?
 
​  人设是人物形象设定的简称,原本为动漫、游戏的专业术语,指剧中人物的角色造型、个性设计,进而拓展为演艺、体育明星和网红的公众形象,这种人设成为“饭圈文化”和“流量经济”的核心。一个时期以来文化创意与经济生活广泛融合,全社会参与文化艺术活动的积极提高,而借助互联网技术,参与门槛不断降低,原本只是少部分人关注的人设,成为大众需求。用于微信的个人头像、图片,还有各种自创文字、语言,甚至转发内容,都是经过选择甚至是加工的,即便看上去完全不在意外在形象,其“无所谓”、“纯天然”,还是表达了他们的人设理念。种种视频的普及,加快了人设的大众化。至于有人从不发微信、视频,从不“冒泡”,实际上也是出于自身的人设考虑。
 
​  随着虚拟人的涌入,人设将进一步社会化、普及化,成为大众塑造、展示自我的新手段。人设对应自我,但不必处处对标“本尊”。处处对标不仅是做不到的,也是没有意义的,从积极的角度理解,这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有益的自我解绑,说夸张些,是一种解放。人创造虚拟人,不只是在物理上借助替身将有限度地将自己解放出来,而且在精神上有更美好的体验——这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自由。随着虚拟人的普及,虚拟人的人设应该成为社会性的价值建构和审美表达。这种在人设上一定程度的“陌生化”,以此寄托对美好的追求,是可以理解的。追求美,总比亵渎美要好。中国历史上的玄学家是历史上最会“装”的一拨文人,魏晋风度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的人设。今天在这个“人人能够创意”的时代,无论选择了什么角色,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影帝。当然,也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矛盾,其中有的可能成为社会问题。
 
 
​  目前创建虚拟人形象,基本上采取了与动漫、游戏一样的标准化流程:通过图稿、模型、小传等方式,完善人物造型。至于自然人的人设,包括明星、网红、公众人物以及泛化微信、视频上的普通人,其人设要展示生成过程中形成的性格气质、特长爱好、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等等,有的还细化到血型、星座、生日。这些内容在虚拟人中可能还会有,但虚拟人又自有优势,特别表现在其多维、立体、鲜活的展示能力,融入生产、生活的互动能力、进出虚实两界的跨域能力。虚拟人的人设既是给社会的“第一印象”,又在其融入生产生活、融入社会过程中不断调适、完善,这个过程应该是虚拟人设计生产者的创造与虚拟人的自我学习共同完成的。
 
​  从动漫、游戏的人设,到明星、名人的人设,再到微信、视频时代每人由头像、图片甚至所有自创和转发内容共同形成的人设,反映了人设源于现实又区别于现实的规律,是现实中人的个性化、理想化反应和审美表达。一个时期以来,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的明显改善,强化了全社会的主体意识,尤其文化主人意识,互联网平台、微信、长短视频技术,为全民参与提供了重要条件。人设的大众化,是全社会参与文化活动的必然结果,是这个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思潮在个人身上的投射。随着虚拟人的普及,人设意识和相关行为将变得更加自觉、主动,专门指向人设的新技术也会不断产生,这种技术还有可能顺应的是一种刚需,比如美颜软件先是席卷中国市场,又在西方世界走红,成为继老干妈、辣条之后的奇观,人类学家克里斯特尔.阿比丁认为,这是一种亚洲文化风情的扩散。
 
​  为什么需要人设?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一个人公开展示的一面,是希望给人好的印象,得到社会承认,从而保证与人,包括不喜欢的人相处,这就是面具,在不同环境会戴不同面具,是实现个人发展的条件,也是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基础。荣格的面具理论与其集体无意识等理论相互渗透和补充,有相当的说服力。荣格自称受到东方文化影响,学者也发现《易经》理论及方法对荣格共时性学说有直接关联,这令我们中国读者亲近不少。从荣格理论出发进一步推演,现在看到的几乎所有公众人物,其肖像和言行举止都是经过了这样的面具选择。即便是虚拟人与主持人、演员“本尊”已经看不出差别,但也是此情此景下的人设,比如西装革履、侃侃而谈,精气神拉得满满,与其他场合肯定不一样。
 
​  实际上,面具不只是适用于社会生活和公共活动。春秋时的老莱子是道家开创人物,学界甚至怀疑他与老子是同一人,人们熟知他“戏彩娱亲”的故事,这与他在古文献中的“老莱子言说”,民间故事中的“孔子拜访”、“不朝楚王”,是完全不同的“面具”。
 
​  虚拟人的人设,当然有别于面具,但基本逻辑是一致的:人有社会角色的规定性,不同的身份感,决定了不同的形象。这更是源自人性的需求,即美学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指出的,“人性最高层的需求就是渴望得到别人的欣赏。” 投资家巴菲特还提出“可接受面具”观点,主张要学习和思考怎样做让周围世界更爱自己。人设,其实就是面具。它不是伪装,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最高层次需求的真实表达。面具后面是个性,荣格在著作中是这样描述人格面具的:“一方面用来确立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另一方面则封印住我们与生俱来的本性”。这种个性,既表现在人物个性上,也表现在人物代表的行业、企业特性上。比如,一般来说,服务行业,比如餐饮业,如果要制作人设,一般来说应该是春风满面,但也不是绝对的。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生意火爆的特色小吃店,现实中的老板、伙计,往往表情冷淡、绝不殷勤,如果让他们做虚假人,可能也会选择跟他们一个表情的吧?
 
​  现实人活跃而丰富的内心必然凝定于某个具体的形象,或者其行为特征体现某种相对稳定的程式,人设应该是本人的写照。但也可能需要一些间离效果,虚拟人的人设实际上是多种要素综合而成的符号或者说语言,从现实与虚拟、理性与感性、知性与审美等各维度卷入我们视野。虽然“本尊”不完全是那个样子,但却是“本尊”真的想成为的那个样子,至少反映了一部分真实。试想,有的时候明明内心荒芜、杂草丛生,仍然以一张笑脸面对世界,这种善意是可以理解,甚至是给予点赞的吧。人设之复杂如同人性之复杂,不能简单粗暴置评,但可以善意引导。
 
​  按照《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的观点,人活在双重现实中,除了客观现实,还有一个虚拟现实,比如上帝、货币、国家、公司。人设的合理性也在于此。人类可以进行大规模合作,是因为人的想象、人编故事的能力,获得身份认同。这大概也可以佐证所有人设,包括互联网人设特别是虚拟人人设的合理性吧。
 
​  素面朝天固可爱,浓妆淡抹也相宜。人设对于人的作用具有两面性。荣格认为,用人格面具去表现理想化的我,是积极的,但它又维护了人的虚伪与怯懦——荣格认为这源自于自身对未知事物或人的恐惧,从而启动了心理防卫机制。在现实中生活中,人设含有虚假成分的原因要复杂得多,比如明星“隐婚”、公众人物学历和履历造假。互联网时代,屡屡发生利用面具骗财骗色事件,比如在清纯少女的人设后面,实际上是一些抠脚大汉捞取钱财,这已不能归入人设的范畴了。 
 
 
​  怎样让人设成为社会接纳、欢迎的形象?荣格的面具理论,与黑格尔美学理论中有关塑造人物形象的三原则不谋而合,其中反应的规律值得互联网时代人的人设、特别是虚拟人的人设借鉴:
 
​  ——丰富性。黑格尔认为,“人物的性格应该表现出它的丰富性”。按照荣格的观点,面具只是人格的一个侧面,但人格本身的内涵是立体、多样的。从一个时期以来明星、网红或其他公众人物的实践来看,特别是微信、视频时代大众化的人设表现来看,同样需要这种丰富性。以上为鉴,作为后起之秀的虚拟人,如果缺少这种综合性、多面性的基础,其人设不仅会单调乏味,而且是不可信的。虚拟人人设的特殊性只是表现在,要考虑与实用相匹配,与场景相协调,以实用功能为导向,用丰富多彩的人格展示人设的魅力。
 
​  ——确定性。黑格尔认为,人物性格的多个方面,不是机械地堆积在一起,而是“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作为统治的方面”,从而有了确定性。面具理论也主张,面具可能只是人格的一个侧面,但它能稳定地体现综合性人格的特征。虚拟人的人设,更要考虑形象的确定性。虽然虚拟人的确定性已经由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锁定,但是,这不意味着人设确定性不重要,事实上,它更需要通过形象的确定性来增强辨识度,强化社交的便利性与可靠性。虚拟人的人设,应该是清晰可辨的连接主体与外部的纽带,而不是盲盒。
 
​  ——整体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设的整体性由此而来。黑格尔提出,要在丰富性与确定性基础上形成整体性,否则就是一盘散沙。荣格也认为一个懂得自我、懂得周围环境的人才能叫做充分个性化的人。虚拟人的人设同样需要整体性,这是种种相关要素构成的自足世界。无数由数据捕捉的细节,构成了其“个人”与全部的生活,成为对社交环境乃至于当今社会和时代的回应。因此,哪怕一个人拥有几个替身,拥有多个侧面的人设,也应该是相互关联,如同孙悟空拔出汗毛变出无数孙悟空,它们只是分身,而不是人格分裂、人设混乱。
 
​  虚拟人的人设又不同于艺术上的人设,是“入职”而非“入戏”。虚拟人也不同于现实社会中的人,它往来于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因此,其人设的特殊性更应给予关注。虚拟人是个“新人类”,区别于此前人设究竟有哪些,还需要观察、研究,这也是当下人文学科需要介入的重要原因。我们现在可以看准的是:
 
​  首先,虚拟人是人又不是人。虚拟人是物又是人,是工具又有“人的尺度”,是人与器物的融合、技术与艺术的融合、实用与审美的融合,是科技产品也是文创产品。人设不能完全照搬审美上的形象塑造。它与人格面具有很多相通之处,但也有需要特别注意区别。即便是同样表现出丰富性、确定性和整体性,虚拟人的人设也有其自身的特点。而且,这些特点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又有不同的判断。特别是它兼有人与物两方面属性,在不同文化中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角度,主张物我分离的西方文化与主张物我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关于虚拟人乃至于元宇宙的价值判断、相处方式上,都会有差异,这种差异会反应在人设塑造理念和方式上。
 
​  其次,虚拟人是好人不是坏人。文学艺术作品根据情节冲突的需要,有好人也有坏人,而虚拟人除了用于演艺行业、参与剧情表演,一般情况下,都应是好人,尤其是代替人进入虚拟世界、现实世界开展活动的虚拟人——要遵纪守法,不能违反公序良俗,遵守相互的约定的标准和程序。而且,还要像现实中的人一样注意形象,体现真善美的要求,在大事决断上,在生产生活的细节中,处处严谨,既是现实中人使用的工具,又是现实中人派出的使者。而面对虚拟人,无论是其他虚拟人,还是现实中人,同样也要做好人,不做坏人。要以友好的态度与虚拟人互动,按照契诃夫说的,“要是人家端给你的是咖啡,请不要在杯子里找啤酒”。
 
​  第三,虚拟人是能人不是无能的人。虚拟人作为工具,首先要保证使用价值,保证实用功能,否则就是次品、废品。而且,虚拟人独特的IP价值和衍生能力,也是文创时代所特有的,有的虚拟人还可有成为爆款,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文化价值。虚拟人的能力是使用者赋予的,可大可小,可高可低,水平可限制在一定范围,也可以通过自我学习不断提升,其思考和社交的属性也会在后期的发掘、培育过程中继续拓展,能力不可限量。目前,令人类喜忧参半的正是虚拟人的能力,用的好是亲人,用的不好是敌人。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人设能够解决的,但还是希望美好的人设更有助于形成与之相应的场景、氛围,而不是恶劣的人设助长邪气、煞气。现实生活中要远离有戾气的人,虚拟人也要远离这样的人设。
 
​  由数字构成并驱动的虚拟人,也是有重量的,而非镜花水月。虚拟人的人设,不同于艺术人设仅存活于文学艺术作品,也不是像明星、网红或其他公众人物的人设悬浮于现实之上,而是贯穿在具体的生产生活之中。让虚拟人的人设生动起来,成为独一无二的生命体,这既是完成某项任务的工作过程,也是承载着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的精神运动。
 
​  互联网时代的人设,特别是虚拟人的人设,是现实中人的自我折射,也是现实中人穿梭于虚拟与现实的载体。现实中的人,既是人设的原型,也是人设的创造者。人设可能是一念之间在人生菜单上的选择,但绝大多数应该是经过千洗万淘、特别走心的创意产品。现实中人创造了互联网人设、特别是虚拟人的人设,也在这个过程中完善自己。荣格说“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在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以做歌德一样的事,把人设作为自己最好的作品,并在制作过程中提升自我、实现新的孪生。
个别图片来自网络
 

 

点赞(0)

微信公众账号

微信扫一扫加关注

返回
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