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孙若风(武汉大学博导、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兰州大学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  文创是通过文化创意、设计与相关行业融合,实现产品物质性与精神性、功能性与愉乐性的结合。这是文化艺术的跨界、中国审美的“破圈”,同样,也是经济发展的跨界和“破圈”。这种融合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文化中国新的审美表达。在这种融合中,用精神对应的方式,与生产生活建立新的文化联系,“苞举宇宙,总览人物”,天地河山,万千气象,尽收眼底,在开拓新的物质世界的同时,开拓新的价值空间。这是一种新的艺术觉悟、新的审美视野、新的创客胸襟,是中国人新的精神格局。
 
​  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而言,千百年来,融合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理念;是工具理性,也是价值理性。
 
 
​  融合,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是中华文化的鲜明特征。依靠融合,以多元一体、开放包容为特征的中华民族,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得以凝聚并且坚如磐石,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几千年而薪火不绝的文明。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在历史上既给中华大地上的游牧文化、海洋文化带去先进成分,又从这些文化获得新鲜血液,特别是敢拼敢闯的精神和开放开阔的视野,从而共同积淀为中华文明的基因。这决定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气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华夏子孙的行为方式。
 
 
​  融合,今天仍是基本思路与方法,比如城乡融合、三产融合、产城融合、军民融合、媒体融合。“一体化”与“融合”有时概念上各有侧重,但高度关联,比如全球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有的时候就是“融合”的另一种表述,如城乡一体化、三产一体化。“和谐发展”、“协调发展”作为科学发展的方法乃至于观念,也与融合有高度关联。于此可见,融合的经济与融合的审美几乎同时问世,并相向而行,当非偶然。
 
​  从美学上说,给融合方法直接作用的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这是先秦时期已经形成的关于宇宙、世界、人与社会起源及相互关系的认识,是儒释道各家的共同主张和立论基础,千百年来,虽然哲学上流派林立、道统纷出,但都以天人合一为依归。这一哲学思想,还决定了中国社会的道德观、伦理观、政治观、经济观、军事观等几乎所有思想观念,当然也决定了㺯学观。
 
​  如果说天人合一是中国的基本哲学观,那么,由天人合一而来的和谐美学观则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理念,而融合正是和谐的基本条件和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之美”是“和谐之美”的又一种表达,由此决定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面貌:
 
 
​  一是万物有文的审美本质。这种“文”,是事物本质属性的表现,就像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里说的,虎豹无“文”,则虎豹不成其为虎豹,与犬羊无异;犀牛皮虽然坚硬,制成铠甲也还得涂上色彩才好看。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指的是人,刘勰则把“文质彬彬”泛化为世界万物原本应该有的面貌。有事物的存在,就有“文”的存在,有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必然是“文”的世界,其规律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开篇第一句就发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的感慨。
 
​  二是天地皆文的审美对象。这与关于文的本质认识是一致的,其思想在《易经》里就有表达,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做了清晰的论述。他指出,日月叠璧,此为天之文;山川草木,此为地之文;世间万物,无不有文。五色为形文、五音为声文、五情为人文,各种“文”构成了这个大千世界。
 
​  三是物一无文的审美原则。《国语·郑语》提出 :“声一无听,声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从中国传统的辩证法出发,世界总是对立的统一,有阴就有阳,有晦就有明,“一阴一阳谓之道”,正反两个方面,形成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也形成了事物之“文”。“文”即是“纹”,如同我们先民手中的绳是由不同股的细线拧成,纹也是由不同的线条构成。
 
 
​  四是人为灵秀的审美主体。《周易》将人与天地并列为“三才”。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过天文、地文之后,就讲到人文:“人为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言是心的产物,而心是人之心,而人又是天地之心,因此,人文是天地间最美的文。
 
​  五是物我一体的审美境界。按照天人合一的思想,万物有文,人亦有文,二者同源同构。“物我一体”是“天人合一”理论在人与天地万物关系上的具体化。北宋张载《西铭》:“民吾同胞,物我予也”,视大众为手足,视万物为同类。先秦时期还认识到“比兴”手法在审美创造中的作用,孔子说“君子比德于玉”,并且指出了《诗经》中“ 兴观群怨”的应用,而“兴”的特点就是诗歌先由景说起,然后才是引发的情。先景后情,情景交融,是中国诗歌的基本格式,也是所谓“意境”的主要特征。而情景融合,就是物我一体,支撑它的美学思想是人、物不分的“一体之仁”。
 
​  今天,我们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当然不可能完全照搬古人的哲学观和审美观。但是,中国传统审美已经深植于民族的文化肌体,成为我们审美的深层意识和自觉方式,而且,它与我们同样熟悉的唯物辩证法相通相融。因此,在审美心理上,如今的我们对以下三个关系的认识,与传统审美一脉相承:
 
 
​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亲近自然,热爱自然,效法自然,从自然中获得启示和滋养,也把自己的心志投射给自然,“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是模仿(比如赫拉克里克所说的艺术模仿自然),中国是同构,这决定了对自然不一样的感情。所以,虽然今天旅游业态日趋丰富,但以自然山水为主的风光游仍然是旅游的主打类型,与自然相关的乡村游、周边游、康养游等等蓬勃兴起。农文旅体康一体化,农村的自然环境是这些活动展开的基本条件。在城市更新中,为市民营造良好的户外活动空间,主要手段不外乎扩大植被、森林、绿地、湿地、廊道、热岛,修复城市生态。广场舞在中国城市的勃兴,并且成为一道风景,其原因就是追求在席天幕地中、在充满乡村气息的音乐中,在模拟的自然环境中,与周边世界融为一体。
 
​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家国一体。重家庭、讲家风、邻里互助、爱岗敬业。平日里,大家以和为贵,以亲为美,在微信群和种种社群平台上,相互欣赏、相互点赞,甚至在这样的语境里,把大家都称作“亲”。而种种违背公序良俗、违背传统美德的行为,只要露头,立刻在网上掀起谴责声浪。家国情怀在危难时刻表现得更为充分,举国上下团结一心,步调一致,显示出东方文化和中国传统美德的巨大作用。
 
 
​  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重视个人修养与修为。通过微信、视屏及其他各种自媒体,就可以看出今天社会在自我建设上的种种努力。比如,打造自己的“人设”,也就是在其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展示自己美的一面,有读书、衣食住行、健身、旅游等活动,特别是自己的一技之长,也有与家人、朋友、同事、乡亲相聚的欢乐,还有对公众事件报道、评论的转发,以及对自己所遇所感的原创。现代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种种城市病成为需要面对的突出问题,人格建设、心态调整,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人既生活在生态中,也生活在心态中,成为共识,一方面努力完善人格,赢得社会的尊重,一方面尽可能以良好的心态面对世界。
 
​  当前的文创工作,只有顺应这样的审美心理,潜入传统河流的深处,响应时代的召唤,有所引导、有所创造,才能直抵审美接受者和消费者的内心深处。
 
​  首先,天地大美的审美格局。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万物都是美,一草一木皆关情。这个世界有多大,审美的世界就有多大;这个时代想象力到哪里,审美的就到哪里。只有格局大的人才有诗和远方。如今的文创,存在着心胸、视野、想象狭窄的问题。总在小圈子里兜兜转转,有时稍有突破,其他人一涌而上,直到把一个好东西玩俗玩滥玩坏。不自信,甚至不自爱,蹭热点,赶时髦,跟风,剽窃,这样的“文创”,实则是“文疮”。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特别是当今中国的社会变化、百姓生活,理应纳入大美视野。宏大题材需要大视野,小事件、小细节,也应有开阔的心胸、眼界,还有对社会发展趋势规律、人民生活需求变化规律的把握,这样的作品才有价值。比如说,文创产品和服务,既可以宁静、闲适,也可以壮阔、明朗;既可以绮丽、空灵,也可以铿锵、昂扬;既可以是小情调,也可以是大情怀。
 
 
​  其次,心物同构的审美感应。要用知、情、意对接外在世界,并且,中国审美方式还更倾向于用直觉、感受、体验、顿悟去观照对象,将心比心,将心比物。《庄子》里的梓庆运鐻,以天合天,入山林观天性,不苟且、不浮噪,淡泊明志,沉静务实,精益求精。如今很多创作者心态太浮躁了,他们来不及沉浸、沉淀,顾不上体会、品味,只想着做快餐,挣快钱。要想手中出好东西,必须深扎生活,先把自己向生活敞开,才能让生活意义向我们敞开。要用真、善、美对接世界。关于人性恶还是人性善,从来有不同看法,中国古代就有两种观点,但占主导地位的是性善论,也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而且,与此相联系,相信世界本来的面貌是美的,天之文、地之文,人之文,莫不如此。在中国古典㺯学中,五色、五音之美对应于人的五情之美。因此,今天的创作者,也要怀有真情、善心、美意去对接世界,引导生活,把正面引导与鞭鞑假、恶、丑结合起来。
 
​  第三,美在生活的审美创造。对于审美的眼睛,生活中处处有审美的素材,有天地造物、世态万千,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有慷慨、慈悯。对生活心存善意、敬畏、感激,对生活发出的审美邀约给予积极的回应。生活当然包括了衣食住行,也包括着劳动生产,包括着我们维护着的自然生态。要在生产、生活、生态的意义上理解“美在生活”,并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创造美的生活也创造美的自己。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劳动创造了文学艺术,因此它是美的。劳动作为一种自觉自由的创造,它本身也是美的。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之所以美,是因为它凝结着古人的智慧、技艺、情感。今天的文创工作,要把这样的美还给生产生活,扎根生活,扎根社会基层,激活深植其中的审美潜能,让世界更美好。
 
 
​  中国传统美学一直是与中国古代经济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在西方,哲学及美学与实践分离也是近代以来的事,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文化从来就是入世的,即便在某个历史时期或在部分文人那里,表现出遁世倾向,但总体上是世俗化、生活化的,没有走进神学的光环里,中国是天人合一,而不是西方的神人合一,中国是乐感文化,西方是罪感文化,中国重此在,西方重彼在,这些区别决定了各自审美的基本特质和巨大差异。中西方在审美上有很多相之处,我们现在讲的美学、审美,就受教于启蒙主义时期鲍姆嘉通的《美感》,他是公认的美学之父。但也要看到,近代以来,中国哲学乃至于整个社会科学受到欧风美雨影响,美学出现了与生活的脱节,生避的术语、艰涩的理论,成了少数受过专门训练的人自娱自乐的“学问”。一个时期以来,有的研究者也在探讨中国古典美学现代转换问题。如果只是把中国传统美学亦步亦趋地倒换成西方美学话语,还是从理论到理论,还是维持着专业化、学院化的搞法,这种方凿圆纳式的转换,是没有意义的。还是从实际生活入手吧,推动中国古典美学的实践化、生活化转换,就能实现其现代转换,发挥它的理论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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